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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理论的性创新:交易经济学笔记五部曲

日期:2019-12-2(原创文章,禁止转载)

经济理论的性创新:交易经济学笔记五部曲

经济理论的性创新:交易经济学笔记五部曲

发布时间:2019-02-13 12:37:20 已有: 人阅读

提出这个命题的理由是:举凡商品的价格、成本、利润、利息、工资、地租等概念,都属于价格范畴,围绕着这些价格的形成过程,才有了所谓产权、市场、货币、交换、分工、竞争、垄断等概念。

因此可以说,一切经济学都围绕这些价格概念而展开,或者根本就是阐释这些概念的理论。有鉴于此,人们有时直接把所谓微观经济学称为“价格理论”。

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待经济理论,一般可以把经济学说的历史区分为三个时期,即古典经济理论时期、新古典经济理论时期和制度交易经济理论时期。

其一,他们要为诸如利息、利润、工资、地租等寻找“来源”和道德依据。经济问题最早起源于对社会公正、公平等概念的伦理和道德原则的讨论,古典经济理论因而不可避免地延续了相同的问题以及同样的思考问题的视角;

其次,古典经济学家基本上都受到当时的形而上学哲学精神所支配,因而在价格决定问题上,热衷于寻找存在于商品背后的、或“内在于”一切商品之中的、不变的因而客观的价值。

17~18世纪是形而上学高涨的年代。形而上学的思想核心,是探讨和研究事物或概念“内部”的本质、理念或共相。从思想方法的角度看,

形而上学哲学在受到休谟(David Hume)哲学,尤其是近代以来受到现象学和语言哲学的巨大冲击以后,人们开始从对事物的“内在本质”的关注,转向对事物之间的关系的探讨了。

任何试图通过寻求商品本身“内在的”、“不变的”和“客观的”价值来解释价格的决定问题的方法,以及以此为基础建立的理论,都不可能有任何意义。

在这里,“没有意义”的意思是:这类命题没有真假值,因而谈不上对或错,但与人们的经济实践没有任何关系,让人不知所云。

理论以“供给”和“需求”及其相互作用为核心,为不同的物品——普通商品、劳动、土地、资本等——建立了不同的价格决定模型。

而物品的供给方(售卖方)则以利润最大为目的,他的行为遵循一个成本模型规定的方式——只要边际收益(售价)等于边际成本,他愿意售卖的最大数量就是确定的。

对生产要素的需求称为“引致需求”,需求者(同时又是消费物品的供给者)仍然以利润最大为目的,其中起作用的是一条“边际生产力递减定律”;它与劳动力的供给方相互作用的结果形成了工资,与土地供给方相互作用的结果形成了地租,与资本供给方相互作用的结果形成了利息。

当然,这样描绘的图景是“应然”的而不是“实然”的,例如在利息的形成方面,新古典经济理论就没有采用这种价格决定模式,而是保留了古典经济理论的思维方式,即从“资本的生产力”来解释利息的形成原因,从门格尔(ger)、瓦尔拉斯(L.Walras)到维塞尔(F.Wieser)都莫不如此。帕累托(V.Parato)甚至宜称:“(物质)资本产生利息正像樱桃树结樱桃那样,是理所当然的。”其后的诸多利息理论,例如庞巴维克(E.Bohn-Bawerk)和费雪(1.Fisher)的利息理论,并不比这高明多少,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都脱离了交易双方的相互作用的过程来理解利息。这表明,新古典经济理论在思想方法上的转变并不是非常彻底。

“均衡”概念是新古典经济理论的核心概念。均衡概念的数学意义,是两条曲线的交汇点或共同解,其现实意义是交易双方的“交易合意”。显然,上述利息概念与这样的“均衡”过程无关,这是值得人们关注和思考的。

上述所有这些“供”和“需”相互作用的集合就是市场,它由“一般均衡理论”加以描述。可见,总体说来,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基本框架,是一种从供求机制及其相互作用来全面解释价格形成过程的一种经济理论。

作为新古典经济理论产生和形成的精神背景的,是一种被称为科学主义的思想方法。在这一思想方式的主导下,人们视伽利略、开普勒和牛顿所代表的物理学为实证科学的最高和最完美的典范;

人们真诚地相信:一切其他的实证知识只需模仿和运用物理学已经确立的方法于自身领域,就不难达到同样完美的境界。

不难理解,在这一思想方式主导下,新古典经济理论从一开始就基本排除了从供给者和需求者的行为方式(交易)来理解价格的决定过程,而仅仅关注“供给”和“需求”的形式化模型及其数量关系。把人设定为无差别的“经济人”,正是把“供给”和“需求”抽象化和形式化的必要条件。

这一方法的好处是明显的:经济学因而越来越像物理学了;相应代价则是:经济学开始脱离经验现实并与之越来越远。

其实,新古典主义学者并非都认同上述的思想路线。在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创始人之一的门格尔和以他为首的奥地利学派那里,就坚持从供给者和需求者的行为方式来理解价格的决定问题,从米塞斯(L.Mises)、熊彼特(J.A.Schumpeter)到哈耶克(F.A.Hayek)都强调:经济学必须以解释人的行为为己任。但在科学主义盛行的年代,他们基本都属于边缘学者。

新古典经济理论的上述基本缺陷,在科斯(se)指出交易费用的现实存在以后,就非常惹人注目地凸显了出来。总体说来,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几个前提假设都是不真实的,科斯坚持认为,这是新古典经济理论远离经验世界的基本原因。科斯进一步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理论原则:理论必须面向真实世界;并且特别强调,理论赖以建立的前提和假设也必须是真实的。

理论赖以建立的前提和假设必须是真实的,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价格决定问题必须放到现实的交易背景中来理解——科斯以此把对价格决定的分析,转换为对交易及其条件的关注一一这种思索,引导科斯发现了交易成本的存在,并进而注意到产权界定对交易效率的意义。

由于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存在着一个基本差异——后者可以进行实验验证和理论预测,从而保证了理论始终踏足在现实世界的坚实土地上,但该原则不适用于前者——因此,科斯的原则可能是新古典经济理论获得救赎的唯一方法。正是根据这一理论原则,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一种被称之为新制度主义的理论架构的方基础已经基本形成,从而开启了经济理论发展的新阶段。

应该说,人们在对科斯思想原则的方意义的认识方面是存在相当差异的。不少人花费了太多精力去孤立探讨“交易成本”、“产权”、“制度”等概念及其“内在本质”,例如把商品交易抽象为“两组权力束”的交易,或诸如此类,这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注定是没有结果的徒劳。

我们如果把那些对于制度、产权、契约以及交易费用等概念的、就事论事的和枝节芜杂的、甚至形而上学因而无意义的议论去除掉,就能从中清理出一种从现实的交易过程来理解价格形成的原因和过程的理论架构。

这个理论架构的基本思想原则,就是以人们的交易为核心,从交易双方行为人的行为方式和交易条件来理解价格的决定过程。

例如需要“吃”,这源自的一种生理机制对能量的要求,因而“吃”的需要在内容上是空洞的。换句话说,“吃”的需要在内容上,可以是任何可以吃的东西。因此“吃”虽然是个及物动词,但可以用“吃东西”来表明没有任何特定对象的“吃的需要”。但需要的满足却必须诉诸特定的手段。实际上,任何需要都必须凭借外在的手段来满足。

一类是必须直接借助物质手段才能获得满足的需要。例如为满足吃、穿、住、行的需要,必须借助适当的食物、衣物、住房和交通工具;

另一类需要的满足则与物质手段无直接关系,或者只存在曲折迂回的关系,例如爱和被爱的需要、为寻求心理刺激而进行各种冒险活动等等。

凡必须直接借助物质手段才能获得满足的需要,其满足过程就是使用该物质手段的过程,该过程通常被称之为消费。

1、需求总与特定物品相关联。例如吃的需要可转化为对米饭的需求、对牛肉的需求或对土豆、面包的需求等等。需要是稳定的,与生俱来的;需求却可以多种多样,需求还是后天的和经验的。

2、需求的物质内容就是需求物品。需求物品常常被人们在不同的场合将之称为财富、资源、商品等不一而足,这些无不是人们从不同角度审视需求物品折射出的不同现象而已。

3、需要是先天的、生理的、与生俱来的、因而也是稳定的;而需求则是后天才形成的、经验的和可变的;需求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

4、需要必须被满足——人如果不吃不喝,存活不了几天,没有衣服穿就会冻死;而需求却有着极大的可变性——没有熊掌,有鱼也就够了;没有大米,有小米也行;没有小米,有土豆也能凑合。

5、需求必须以对物质世界——可能的需求物品——的经验和了解为前提,因而需求与特定的文化相关联,需要则仅仅是一种朦胧的意向,需求则可以创造。需求也需要有所创造。

6、需求包含必不可少的经验内容。没有任何生活经验的婴儿,肚子饿的时候,他仅仅有吃的需要而没有对任何食品的需求,母亲给他吃什么,他就吃什么。他能接受吃手指、喝水、吃空奶嘴等等任何东西。但稍大一些的孩子,肚子饿的时候你给他水,他就会拒绝,他此时显然初步形成了对特定食品的需求。

鲁迅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勇敢的人。因为经验是重要的,在获得确实的消费经验以前,螃蟹不可能成为人们的需求。神农尝百草的故事有着很强的神话色彩,但却含有非常真实的内容。确实,对人类的食品种类(包括中草药的药性),只有在有了相当的经验积累后,才会形成我们的现实需求。

7、需求物品的范围是开放的。早期人类的食谱与今天相比显得极其贫乏,神农尝百草的故事反映了先民们在拓宽需求范围方面的努力,特定的食物禁忌也同样是一种生存经验和人类智慧的产物。

8、美国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认为,饮食习惯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宗教中食物禁忌的形成也只是把已经形成的食物禁忌纳入它的体系而已。孟德斯烤(Charies L.Montesquieu)也在其《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提出过基本类似的观点。

哈氏甚至从中发掘出某种“受益最大化”的引导因素。哈里斯指出:印度人其实并不是一开始就不吃牛肉的,在印度古代典籍《梨俱吹陀》中并不禁食牛肉。因而在公元前的一千年里,牛肉是印度北部常吃的动物肉。随着后来印度人口增长,森林减少,大批土地用于耕种。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把一头母牛当作食物吃掉所获得的营养是很有限的,而一头母牛一生所产出的牛奶则为人类提供了多得多的营养总量。况且,饥饿的农民急需把牛作为一种牵拉力来耕作田地、生产粮食。所以保留吃掉牛能产生更大的收益。

9、哈里斯进而认为,在特定的饮食文化背后,隐然可见的人类理性——收益最大化——所起作用相当明显。一种动物性食物,如果保留它的用处大于吃掉它的用处的话,人们便会选择保留它,否则它就被吃掉。为此,哈里斯还解释了中东地区对猪肉的食物禁忌的起源,指出这仍然是一种成本与收益比较选择的结果。猪不是一种反刍动物,虽然它能有效地把植物转化成动物肉,但这需要用麦子、玉米、土豆、黄豆等低纤维含量的食物来喂养它。如果只用草、树叶等高纤维含量的饲料喂养,猪的体重便会下降。在消化器官和营养需求方面,猪跟人类都很接近。在森林减少、人口增加、土地沙漠化加剧的中东地区,生态环境越来越适合反刍动物生长,饲养猪的成本越来越大,所以“上帝”告诫以色列人说,看见猪、触摸猪都是不吉利的。而以草和树叶为食的反刍动物如牛、山羊等则是好养也好吃的。从同一个地区发展起来的伊斯兰教同样也继承了对猪的厌弃。上述这些都表明:宗教中食物禁忌的形成,其原因在宗教之外,其中起作用的是人类的生存经验。

收益最大化的另一面是付出成本最小。人们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满足需求。在人们有了充足的手段大批生产食用肉类以后,猫、狗之类便从家畜转化为宠物,永远从世界上大部分民族的食谱中消失了。

所以,经济学的基础分析工具是需求(demand )与供给(supply)理论,而不是需要(need )与供给(supply)理论。

另外,我们经常所说的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就是最典型的错误释义,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英文是“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这里的“need”中文的释义为需要更合适,应该是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

在历史上,人们为获得诸如水、燃柴、某些野生植物的果实等,所需付出的代价非常低,以至于这些物品一度不被当作经济物品。

成本总是指某个具体目的(物品)的成本。没有目的物便无所谓成本,或者说,脱离目的物便不能有意义地谈论成本。

例如种植作物,必须付出的成本包括:劳动时间、体力和脑力消耗、劳动工具的损耗、种子、肥料消耗,甚至还有为土地的保养、劳动技能的学习所付出的代价等等。如果获得土地本身还需要付出代价,成本中就还应包括获取土地的代价(例如租金)等内容。

新古典经济理论把一切成本都理解为机会成本。后者当然是一个重要概念,但排斥支付成本概念未必明智。

要获得经济物品就必须付出代价或成本。因此,获得需求物品的难易程度构成了一种重要的经济现象,这种现象就理所当然地构成了经济理论所关注的重要内容。

如果用F表示经济能力,G表示需求物品,为获得G而付出的代价(即目的物G的成本)为C,于是三者之间存在以下关系:

(2)当C趋于无穷大时,或当C超过了人的承受能力时,G仍然是非经济物品,因为此时表明经济能力太低,以至于根本无法获得G。

月球上可能有许多珍贵的稀有矿物储存,但这些物品迄今为止对人类来说还不是经济物品;海洋潮汐是一种巨大的能源,但目前人们还无法利用它。

1、人们通过劳动的方式获取需求物品的经济能力,就是人们的劳动生产力,由于人们的劳动都是社会地进行的,因而劳动生产力同时也被称为社会生产力,或简称生产力。

2、对古希腊时代的斯巴达人或古罗马人,或对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马队而言,军事(掠夺)能力是比生产力更重要的一种获取需求物品的能力。

经济能力是就人们获取需求物品的各种具体手段的利用效能而言的,而获取的手段本身,历来就多种多样。

这一倾向不独人类之间存在,动物(最显著者莫过于哺乳动物)之间亦莫不如此。“鸦有反哺之义”,谈论的就是这个事实。

对人类而言,年幼子女的一切需求物品都由其父母供给;家庭中的弱小者总能从家庭其他成员中获得无私帮助,但这一倾向会随着血缘关系的疏远而迅速消失。

史蒂格勒(G.Stigler)对此有过细心的考察。他指出:“利他主义在家族和亲朋之间力量强大,但随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距离延伸而消失。”史氏所谓社会距离,即指血缘关系上的亲疏。这是一个自然的事实,我们无需追究其内在理由。在悠久的生物进化史上,那些即使在亲属之间都相互敌视的物种,如果曾经存在过的话,也会很快被生存演化的浪花所淘汰。

血缘关系上的亲疏远近通常只具有相对意义,因此,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帮助和扶持实际是一种广泛而常见的现象。如果以“自我”为基点来观察,所谓利他和自私其实都是相互交融、难有明显界限的。毋宁说,人的相互扶持的现象更多地表现在以我为中心的处世态度上。

例如,在家庭关系的处理上,曾有人感叹:孝悌之心终究不敌慈爱之情。其中“孝梯”即对父母和兄弟姐妹的亲情,“慈爱”即对子女的亲情。其中缘由可能是很微妙的。人们往往把子女视为自己生命的延续,这样,在对待子女和对待父母兄弟感情上的比较就有了距离。

在更大的范围,朋友关系通常远不如血亲关系来得亲密;在一国之内,乡情又胜过其他;在国外,对国人倍感亲切;如果外星人人侵地球,地球人之间或许会产生无私的相互帮助。

争夺并不总是很激烈的,但明火执仗地从他人那儿用强力或暴力掠夺以获得所需物品,总是人类历史上和现实中的重要而基本的生存方式之一。

人类的掠夺行为和动物之间的唯一区别,就是人类往往会为自己的行为寻找一个道德的借口,因而这类人一般都自称为文明人,野蛮人则无须任何借口。古罗马的经济是建立在掠夺为主的经济之上的,当历史学家把其他民族对罗马的反掠夺称为“蛮族的入侵”时,总让人不禁莞尔。

孟德斯鸠曾指出:“和平应该是自然法的头条规则”,但这是就原始氏族社会内部情况而言的。氏族社会是由血亲和姻亲关系联接的社会。由于血亲之间天然存在的相互扶持的倾向,可以设想,氏族社会内部的相互掠夺行为,即便有,也必定是温和的、受谴责的行为。

有理由相信,较剧烈的利益冲突是氏族集团之间才有机会发生的行为。孟德斯鸠说“人类一旦置身于社会,软弱的情感便荡然无存;原本存在于人们之间的平等也随之消失,于是战争状态便开始了。”

因此,当注意到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在对国家产生原因的理解方面有着异乎寻常的一致时,人们毫不惊讶。当战俘不再被杀掉,而是被作为奴隶禁养起来后,从奴隶们那儿取得所需要的物品就成了掠夺的重要方式。

向自然界交换本身也可看作是在向自然界的掠夺。因而在这个意义上,人类早期的经济形态被称为掠夺型经济。对自然界的过分掠夺最终会威胁到人类自身,这是人类在产生30万年以后才意识到的真理。

当人类把经济能力转向种植(形成农业)和养殖(畜牧业)时,在这种被称为生产型经济的经济类型出现以后,劳动才与掠夺有了区分,但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开采仍然含有掠夺的意味。

在远古时代,地球北部的游牧民族,其生活所需多数是从农耕民族那里掠夺得来的。“在地处大草原西部的印欧各族和地处大草原东部的蒙古一突厥人之间,有一条最早的分界线,这就是阿尔泰山脉和天山山脉。这条分界线以东的大草原,地势较高、较干燥,气候通常也更恶劣。这里的牧场没有西部的牧场肥美,可以放牧骆驼和马,但放牧牛不行。这一地理上的不平衡造成的历史上的不平衡,即出现一个持久的、影响深远的、由东向西的民族大迁徙。大草原东部各民族或者以难民的身份,或者以征服者的身份,被吸引到西部。”这些被称为蛮族的游牧民族不仅一次次地向西征伐侵人欧洲——有时是驱赶大草原西部的蛮族侵入欧洲东部,还向南侵入中东、印度和中国。13世纪蒙古人的大扩张使这场持续了几千年的侵掠浪潮达到顶峰。近代工业文明在西欧出现后,随之就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开始了迄今持续了几个世纪的欧洲人全球性的侵掠扩张。

在掠夺者眼里,掠夺本身或者就是一种劳动行为。至少在中世纪以前(包括中世纪),劳动和掠夺两者是部分重叠的。

例如,海盗行为,在古希腊和罗马人以及中世纪的欧洲人眼里,就是一种受人尊敬的职业;欧洲最早的股份公司中,有很多是专业海盗集团。一些欧洲人对当年美洲的地理大发现和大开发津津乐道,这个议论本身就预设了这样的道德判断:美洲当时的主人,就像文明人所豢养的牛羊等牲畜一样,他们被“文明人”所宰杀乃是理所当然;文明人对美洲的大掠夺因而是一件值得时不时炫耀一番的伟业。

人们对掠夺和暴力的憎恨,是随着掠夺效率的提高和掠夺后果残酷性的增强以及人们对此越来越强烈的恐惧感加剧而形成和加强的。在人人生而平等观念成为普世的价值观以后,掠夺和劳动的区别才第一次明晰起来。

现代文明所讲的劳动和掠夺,在一般情况下,就是在人人平等的意义上、在谴责人类之间一切暴力的基础上加以区分的。

当无论什么原因,在掠夺行为不能达到满足需要的目的、同时个别劳动又不能满足自身全部需要之时,人际之间的交换就产生了。这种交换只能发生在亲情和掠夺行为都不起作用的地方。

交换者的社会地位可能不平等,但他们作为交换者进行交换的地位必须是平等的,旧时代的文人鄙薄“争利于市”的行为,他们显然感觉到,与那些贩夫走卒直接交易,这有损于他高贵的身份和自尊心。商业文明总是与等级制度相抵触的吗?看来是的。人们承认:你如果有钱买到你需要的一切,你当然有种;但如果有人无需花钱就能得到想要的一切,后者不是更神气吗?

所谓掠夺行为不发生作用,意味着存在一种或几种强制力在起作用,后者抑制了掠夺的冲动和行为。在这样的前提下,交换才有可能是自愿和平等的。

这可以从交换过程总是持续和大面积发生本身得到证明。不能设想,人类会去持续地和重复地去做一些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的事情。克己为人的德行只能在特定的场景下、有条件地偶一为之。

在广义上,交换和生产是人类为获得生存资料的活动过程——劳动过程——的两个环节,并且交换还同时蕴涵着劳动的交换,交换因此是人类的一项复杂的行为,也是一切经济理论中关键的概念之一。

上述四种方式中,除了第一种方式,即亲朋故旧之间的相互帮助和扶持不具有经济意义(不是一种恒常的生存方式)以外,其余三种方式都是最基本的生存手段。

掠夺、劳动(或生产)和交换,这三种方式构成了人们对于获取物品的手段的重要分类。劳动和交换的正常进行总是以掠夺行为被有效制止为前提的,并且掠夺行为总会在外力强力限制下以贪污、欺诈、哄骗、机会主义、贿赂等异样形态呈现。

例如,上山采集果实是一种劳动,那么把采集来的部分果实与他人交换以获得别的所需物品的行为同样也是一种劳动。我们把前一种劳动称为“生产的劳动”,而把后一种行为称为“交换的劳动”。如果我们把两者都视为劳动,那么,人类获取需求物品的重要手段就区分为两类:劳动和掠夺。

换一个角度,我们也可以把劳动视为交换:花费一定的代价从他人那里、通过交换获得所需要的物品当然是一种交换,但劳动者花费劳动,从大自然那里获得经济物品的行为,同样也是一种交换;前者用物品去与他人交换,后者则用劳动去与大自然进行交换。

一般地,当我们关心过程的成本支付时,我们把过程视为劳动。例如我们在谈论交易成本时,就必须把交易过程视为一种劳动过程;

其基本含义是:为获取需求物品,人们在面临不同的获取手段并对这些手段进行选择前,必定要进行收益与成本的比较。在收益不变时(意味着既定的需求G),人们必定倾向于采取成本代价最低的获取手段或其组合(F);在愿意付出的代价(成本C)既定时,人们必定倾向于采取收益最高的获利手段(意味着不同获取手段F的比较和选择)或其组合以获得最大利益。

最小成本定律是一种经验归纳,因而是一个自明的事实。把该定律作为经济学的基本出发点应该是恰当的。经济学一切有用的结论无不以此为逻辑前提。

重农学派的魁奈(Francois Quesnay)曾明确指出:以最小的牺牲、最小的劳动和痛苦,以求得最大满足,这是人们行为的普遍法则。这应该是最小成本定律的最早表述。

古典经济学家纳索·西尼尔(Nassau W.Senior)在他1836年出版的《经济学大纲》一书中,为他的理论体系提出了四条公理,其中第一公理,就是最小成本公理(该公理区别于其他三条公理而据有特殊地位),其含义是:“每一个人都希望用尽可能少的牺牲去得到更多的财富。”实际上,一切经济理论都隐含了这一前提。

在经济选择的意义上,最小成本定律也即关于人的理性选择的定律。对定律的理解包含以下两方面的理解:

其一,人们为达致自身目的,必定要在各种可能的手段之间进行选择;一切属于经验科学的经济学因此都首先是关于如何选择的学说;

其次,人的选择是理性地进行的。选择这个词本身预设了最佳方案的存在和追寻,或者说,预设了某种选择标准的存在。动物或许也进行选择,但动物的选择仅诉诸本能,以至于根本谈不上选择;世界上唯有人类在进行选择时掺杂了人类特有的智慧和狡黠,因而经济学又可理解为关于理性选择的理论。人类总是在比较中选择,在选择中比较。“斤斤计较”成就了人类自身。

经济问题的核心,就是人们如何用最“经济”(符合最小成本定律)的手段来获得满足自身(包括自己的家庭)各种需要的需求物品。因此,对经济问题的理解,只能建立在对人的行为方式的理解基础之上。

斯密(A.Smith)曾敏锐地发现:经济发展的驱动力不是别的,正是人们的自利心,他提出:社会财富和人类福祉的增进,主要是人们在自利心的驱使之下,通过对个人私利的追求实现的。后人将之归纳为“看不见的手”理论。

新古典理论进一步将该理论表述为: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自私理性的人从一己私利出发,将最终促进社会经济体达到和实现“帕累托最优”,并命之为“经济学第一原理”。

但斯密本人却并未为该理论做出过完整而系统的说明,更没有给出过严格证明,因而该命题在斯密那里仅仅是一个饶有趣味的猜想而已。而所谓原理,含有最高原则的意思。自利心是某种最高原则吗?也许是斯密的本意。但人性普遍性的这一特殊联系为19世纪同是哲学家的经济学家秘勒(John S.Mill)所重视,并由他归纳出至今仍备受争议的“经济人”概念。

其一,经济人概念在当代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展开中,逻辑上并不充分。一般认为这是经济理论暗含的假设和前提。但事实是,经济人概念本身只能引出与当代主流经济理论相反的理论结论。

一是诺斯(Douglass C.North)的观点,他曾指出:“为什么人们服从社会规则,即使他们能逃避规则而获利?对成本与收益的个人计较肯定将使欺诈、逃避义务、偷窃、袭击和暗杀到处可见。我们看到了所有这类行为,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即使人们违反规则,不会受惩罚又有很大利益,他们仍然遵守规则。确实,新古典世界会是个危险的丛林,而没有任何社会能存在其中。”

另一个观点来自霜布斯(T.Hobbes)。在只存在一群经济人集合的世界,那是一种被称为“自然状态”的存在,在那里只存在着“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

简言之,新古典经济理论并没有提供从经济人前提到帕累托最优之间的、合理的理论推理和逻辑过程。简单地说:在最小成本定律作用下,“经济人”为什么或有什么理由不采取掠夺的手段来获得生存资料,即便这被证明是成本最低、或效率最高?但主流经济学在这类问题方面是失语的,因为在把自己的目光限制在“稀缺资源的配置”后,“”就已经被悬置了起来。

其次,经济人概念的另一表述为“理性自私”。由于“自私”一词总指称某种行为方式,暗含着某种道德评价,因此不难理解,自斯密以来,一直存在一种如影随形、挥之不去的误解,认为经济学是处在反道德的角度鼓励和宣扬自私行为;经济学因而总不免时不时地需要表白一番,但似乎总不能有效消除人们对“不讲道德的经济学”的挪输和蔑视。经济人概念由此在不知不觉中搅进了已延续了几千年,并且注定永远争辩不清的关于性善、性恶的古老论辩之中。

实际上,以自我角度为出发点和准绳去衡量一切事物,这与道德无关,因为这是一切生物的基本生存状态。阿诺德·汤因比:“凡是有生命的存在天生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以自我为中心确实可以说是生命的另一名称。”以自我为中心也就是所谓自然。举凡自然之物都不涉及道德;道德只涉及对行为结果的评价,并且这种评价在和具体行为进行比照时才有意义。因此,那种“狠斗私字一闪念”的做法是有悖于人道的。有一古联道及了其中的区别,其联云:“百善孝为先,论心不论迹,论迹贫家无孝子;万恶淫为首,论迹不论心,论心世上无完人。”道德评价只能“论迹不论心”,而“自私”虽可以一般地理解为一种行为方式,但却暗含了某种非道德的动机。在“自私”的前提下,人们行为的善恶区别已经模糊了,“经济人”概念因而招致好事者或态度认真的人鸣鼓而攻之,不亦宜乎?

有人或许会争辩:用“自利”取代“自私”或许能更好地表达其中的某种“自然”含义。但这无济于事。遵奉“自利”的行为为某种行为准则,总不免让人感到某种即便“拔一毛而利天下”都不情愿的吝啬鬼嘴脸,这与真实社会中利他行为广泛存在的现实是不相符的。

第三,从经济人概念延伸出的对理性的解释更是儿近荒唐。“人是理性的动物”一语最早出自苏格拉底,但对该命题的理解历来存在不少差异。其基本含义是:人是唯一能认识和理解自己所处世界(包括认识自己)并企图超越自身的动物。但在当代主流经济学那里,经济人被最后描述成是那种“对毫无感情的计算具有不可思议的理性热情”的人,不仅如此,他们还是那种天生具有完全充分有序的偏好、掌握完全的信息、具备完备计算能力、自觉接受社会约束、并在资源稀缺的约束条件下唯一采取“资本主义获利方式”去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简言之,他们“发必中诠,言必合数”,是那种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无所不能,且无条件遵纪守法、遵循道德规范、克勤克俭、同时又是有着无限聚敛财富的并视之为毕生使命的超人或怪物。

最小成本定律事实上也暗含了对人类理性的某种理解,但其所理解的人类理性,主要是指普通人在待人接物方面一般会采取的态度,当我们说人的选择是“理性地”进行的时,理性就指的是人在选择过程中进行比较时表现出的思维能力状态,归结到一点,就是人天然具有权衡成本与收益的能力。但人们所认定的最大收益仅仅在行为者看来最大,与这个收益“客观上”是否最大无关。毋宁说,经常判新失误,往往还是人类理性的根本特征。

由于具备比较的能力,人的行为因而是理智的而不是冲动的;斤斤计较的而不是不顾利害的;天生厌恶风险的而不是作身家一掷的赌徒;有长远的预期和安排而不是“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忧”、受末日意识驱遭的亡命徒;并且可能是更重要的,理性的人还是这样一种人:只要他确信不会受到任何惩罚,他就可能会有犯下一切罪恶的冲动甚至行为,因此权衡成本与收益的能力是人与生俱来、不教而能的心理特性。

因此,对我们的理解而言,“理性”一词主要被理解为普通大众对外部世界,尤其是对世俗生活的一种有着某种必然性的态度。这是对理性一词最基本的理解。理性的人与特定社会的具体制度结合,构成了现实的人类社会。这样的理解还可以获得源自于一种心理学理论方面的支持。

按心理学家弗洛伊德(S.Freud)的精神分析理论,人的心理结构是由以下三部分有机构成的整体:即“本我”(ld)、“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其中,

本我,位于人格结构的最底层,由人的先天本能和感官组成。本我给人的行为提供能量。本我无意识,没有理性,是非社会化和混乱无序的。

自我,从本我中分化出来,位于人格结构中间层次,主要作用是调节本我和超我的矛盾。一方面,它反映本我的要求,另一方面又受超我限制。

按照这一心理结构模型,“自我”就接近于人们所理解的理性的人,这也是现实存在着的人。“自我”因而是“本我”和“超我”的统一。具体地说:

“本我”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天性、本能、七情六欲或感情,满足它们便是人生的根本动力(人们行为的根源);生命的生存意志主要是就这个“本我”而言的。一个人无论他生活在什么时代、什么文化或体制的社会,打着什么样的阶级或阶层的烙印,具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其一生的思想和行为,归根结底都离不开这一根本动力。用金岳霖的话来说就是:“情求尽性”。这里的“情”指规律和必然性;“性”就是“食色,性也”之性。

但人的天性、本能或感情千差万别,大道多歧,各相背出。也就是说,每个“本我”秉性各异,人各有志,并且如洪水然,其决也,势将一泻千里。然而,现实的人都是社会地存在着的。在共同的社会生活中,如果人人皆按照自己的秉性和志趣率性而为,社会生活便乱了套,这便是失去了理性或叫做无理性,社会也就不成其为社会。为了规范或制约各不相同的“性”或“志”,社会便生发出种种“超我”来作为人们先验的或超验的精神权威——这种超验的东西实质上是社会宗教、法律和道德的等等制度在观念上的存在一一以尽可能限制或制止那些妨碍他人或危害社会的“情求尽性”。易言之,“情求尽性”必须以服从“超我”为前提。用金岳霖的话来说就是“用求得体”。“超我”便是“用求得体”的那个“体”。换用孔子的话那就是:发乎情,止乎礼。这个“礼”也是“超我”,而“情”就是“本我”。

因此,任何具体的人都不可能是一个纯粹的“本我”或经济人,社会和家庭总会用具体的社会道德、宗教、法律等手段对活生生并蠢蠢欲动的“本我”加以规范和约束。社会的传统和道德教化最初都是外在的,但总是会形成一个强大的观念力量,构成深植心灵深处、驾驭“本我”的“超我”,当人们说“人都是自私的”,大致相当于说:人都是“本我”的人,不经意中否定了“超我”的存在和作用。可见,人们对“经济人”概念极度反感是有道理的,因为现实中的人都是以“自我”方式存在的,“本我”或经济人在现实中并不存在。

“超我”之所以具有驾驭“本我”的力量,其终极秘密在于:社会作为一种外在于个人的力量,它能充分意识到,只按照人们自己的“本我”率性而为,这样的个体集合,只能形成霍布斯意义上的“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社会对于那些对他人有害的,或对社会秩序有威胁的“本能”行为,采取抬高其行为成本的方式来达到限制其行为的目的。事实证明,这是唯一有效的方式。社会制定了被称为法律的行为规则,对违犯者施以惩罚,这无疑抬高了违法者的行为成本;社会还制定了被称为道德的行为规则,违犯者(造孽者)会受到来自宗教教义唤起的心灵折磨,这同样会成为行为者心灵之中不可承受之重。试错受罚的行为记忆和威慑时时在人的心灵中烙下痕迹并形成某种潜意识,就形成了弗氏所谓的无意识的“超我”。

“本我”体现为人的各种需要或;人的需要必须获得满足,因此“本我”的力量总是人的一切行为的根本动力;

在最小成本定律的驾驭下,人总是倾向于把自己的行为推进到社会制度和道德规范的边缘——“用求得体”的真实含义,他们的欲求一方面受到制度的约束,另一方面又是推动制度变革的源泉。

当我们在谈论最小成本定律时,我们实际上是指那个“情求尽性”的“本我”在“超我”的制约下形成的“自我”,这是一种“发乎情、止乎礼”的“良民”,天然具有这样一种基本的心理状态:

他不能知道他买的猪肉是否灌了水,但他理解,经政府检疫验证过的猪肉大概是可信任的一一如果政府是可信的话;

他不知道与人做生意的时候是否被骗,但他一旦知道,也一定不会怒不可遏地与之决斗,而是诉诸法律、与之对簿公堂;

如果有巫师传授他隐身法(这意味着“超我”的压迫最大限度地解除),他第一件想起要做的事,一定会是去做“坏事”——法律和道德曾威胁要予以惩罚的行为;

他有道德感、差耻心、有怜悯、心怀敬畏,他为一日三餐而奔波辛劳,但他能说服自己去爱自己的工作,如此等等。武汉治疗癫痫大概要多少费用武汉治疗癫痫病比较好的医院是哪家儿童癫痫病怎么样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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